同一民族，两种文字
看乌兰巴托的路牌，是西里尔字母；看呼和浩特（中国内蒙古）的路牌，是自上而下书写、字列由左向右推进的竖体文字。两地人群共有同一祖源、同一语族，也共有同一部史诗《蒙古秘史》，却用完全不同的字母书写自己的语言。
第一步：成吉思汗与回鹘书记官（1206年）
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于1206年的大忽里勒台被尊为成吉思汗时，新生的帝国急需一套文字。战败的乃蛮部掌印官、通回鹘语的塔塔统阿被俘，而他恰好会写字。成吉思汗命他教授蒙古诸王子古回鹘文，并将其改造以适应蒙古语的音系。
由此产生的蒙古毕其格（蒙古文）自上而下竖写，字列由左向右推进——这一特点经回鹘文承自粟特文。它至今仍在内蒙古使用，是该自治区的官方文字，在所有公文和标牌上与汉字并列。
第二步：八思巴字的插曲（1269—1368年）
蒙古帝国的多元性使塔塔统阿那套源自回鹘的文字不足以书写汉语、藏语、梵语或波斯语。1269年，忽必烈命藏传佛教僧人八思巴设计一套通用文字。所成的八思巴字是一种方块化的音素字母，几乎能以表音方式书写任何语言，终元一代用于国玺与诏敕。包括柯蔚南（Gari Ledyard）在内的一些学者主张它影响了1443年朝鲜谚文的设计，但此说至今仍有争议。1368年明朝逐走蒙古势力后，八思巴字退出官方用途，蒙古毕其格却不曾中断。
第三步：斯大林的剪刀（1946年）
进入20世纪，蒙古人民共和国已是苏联的卫星国。1941年2月，莫斯科施压要求其由传统蒙古文改用拉丁字母；数周之后的同年3月25日又推翻此议，改为强制推行西里尔字母，并自1946年1月1日起在一切公文中强制使用。表面理由是让蒙古的识字体系与苏联的印刷设施接轨；实际效果，则是把接受西里尔教育的一代人与1946年以前的文献、古典文学以及历代蒙古帝国的碑铭彻底隔开。
与此同时，内蒙古先后处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两者都允许——某些时期还积极推动——传统蒙古文的继续使用。结果是：同一个语言共同体被一条政治边界分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书写传统。
第四步：2020年的抗议
2020年夏，中国出台新的课程方案，规定内蒙古学校的政治、历史与语文课改以普通话为教学语言，取代蒙古语——此前数年，同类政策已先后施行于藏语与维吾尔语学校。反应迅速而空前：家长让孩子停课，学生走出教室，内蒙古各地出现示威。抗议者举起以传统蒙古文书写的标语，写明自己是在为本民族文化与语言的存续而争。
蒙古国的复兴
自1990年民主革命以来，蒙古国正式承诺在西里尔字母之外复兴传统文字的读写能力。今日乌兰巴托的街牌有时已并列竖写的蒙古文。官方为传统文字恢复共同官方地位设下2025年的期限，并且如期兑现：自2025年1月1日起，《蒙古语言法》要求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文件同时使用西里尔字母和蒙古毕其格，完整过渡的目标定在2030年。进展缓慢：60岁以下的蒙古国人多数读不懂本民族在斯大林之令前用了七个世纪的文字。但年轻一代正在学——一部分出于自豪，一部分是因为传统蒙古文是唯一能按成吉思汗的书记官当年落笔的样子读到他话语的文字。
2020年的抗议中，参与者一再把继续使用传统文字与蒙古族的文化延续和语言权利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