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语言，为何需要两套文字？
契丹人于907年建立辽朝，统治一个自蒙古延伸到黄海、兼有草原与定居区的广袤帝国，前后两百余年。他们识字，行政也颇为精密，自然需要文字。令人意外的并不是他们创制了文字，而是他们在五年之内创了两套，且没有废掉先造的那一套。
契丹大字（Qìdān dà zì）出现于公元920年。它在字形上仿照汉字，由数百个自汉字形体改造而来的表词符号构成。此字由太祖耶律阿保机下令创制，汉文记载称其很快便投入官用。
仅仅五年之后，公元925年，阿保机之弟迭剌创制了契丹小字（Qìdān xiǎo zì）。小字在结构上颇为激进：它不用表词符号，而是把细小的字素拼合成方形字块，每一块代表一个音节或一个词，块内的字素承载语音信息。就这一点而言，它与朝鲜谚文把辅音与元音拼成音节方块的做法相似——不过这种相似是类型学上的，而非历史上的。
胶著语与方形字块
契丹语被归为「准蒙古语」（Para-Mongolic）——并非原始蒙古语的后裔，而是蒙古语族一支已灭绝的姊妹（Janhunen）。这门语言是胶著型的，靠在词根后串接后缀来构造复杂意义，因此像大字那样的表词体系并不合用。小字的表音字块更贴合这种形态，这或许正是小字最终在多数正式场合取代大字的原因。
然而，两套文字为何并存了两个世纪，学者其实并无定论。一说大字用于碑碣与墓志，带有庄重的威望，小字则是日常行政的主力。另一说是二者对应契丹语不同的方言或语体。诚实的答案是：我们并不清楚，因为两套文字我们都还读不全。
解读之困
1125年女真金朝灭辽之后，契丹文化迅速消退。有明确纪年的最后一方契丹文刻石属1176年。到蒙古时期，语言已死，文字亦被遗忘。存世的碑刻仅约五十方——大字约十五方，小字约三十五方——几乎全在中国东北，另有两方在蒙古国，还有一面出自朝鲜开城、铸有契丹文的铜镜。系统的学术研究要到20世纪才开始，契机是1922年在内蒙古巴林右旗辽代帝陵庆陵发现的兴宗与仁懿皇后双语墓志。
解读的策略依靠少数双语碑刻——同一事件同时以契丹文与汉文记述的铭文。把汉文正文与契丹字块对齐，学者便能推知契丹段落的大意。尤为关键的是，汉文记载中留存的契丹人名与地名，为小字的音值提供了锚点。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与近年进展
一项里程碑式的贡献来自爱新觉罗乌拉熙春，一位满洲皇族后裔的日本学者，自1990年代以来就两套文字发表了大量论著。她与合作者吉本道雅一道，为数百个小字字块提出了读法，并辨识出语法后缀、人名构成方式与敬语词汇。
即便如此，进展仍属局部：真正可以有把握读通的，大约是小字的20%，大字则远低于此。这一领域仍然敞开著：新出土的碑石尚待完整刊布，新的比较工具——包括与亲属蒙古语族语言的计算对齐——也正被引入。契丹文是东亚历史语言学尚未破解的大谜题之一。
2020年，Unicode 收录了契丹小字（U+18B00–U+18CFF，470字，Unicode 13.0），数字化研究由此提速；大字则仍停留在提案阶段——对一套沉默了将近850年的文字体系而言，这是一次不大却实在的技术胜利。